前段时间在太古汇的方所书店留意到了何伟的这本《寻路中国》，当初只是当一本旅游方面的书籍，一个外国人的中国之旅，然而当我拿起这本书时浏览时初书中的内容所吸引。当然，这本书不是什么旅游游记，而是中国的一本经济发展史，一本关于中国农村、工厂，个企老板的发展史，虽然作者在中国居住的年数不多，但看到的问题比国内很多作者看清楚。后来搜索何伟的其它作品才发现原来自已读过他之前的作品《消失中的江城》，一位国外援教的生活记录。
今天在”武城路下段”博客看到宋大妈写的《寻路中国》的书评，不由地转发到本博客中，可以给到喜欢该书的朋友了解一下该书的大概内容。喜欢人文书籍的朋友不容错过这本何伟的《寻路中国》，本文如下：
何伟《寻路中国》
By 宋大妈 | Published: 2011/05/06
http://dharmasong.net/2011/05/292.html我是在昆明的一家大型书城的旅游书店买到美国人彼得·海勒斯（中文名何伟）的《寻路中国》的，和这本书放在同一个架子上的还有各色自驾指南和地图册。
这样的归类自然无可厚非，毕竟本书的副题就叫《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而在出版商给出的上架建议里面也包括了“旅行”，更何况作为旅行工具的汽车恰恰是这本书的书眼，何伟正是通过驾车游历来推进他对中国的观察，而他的思考与写作也正发生在汽车的走走停停间。
促使何伟上路的原因，我想他的妻子——另一位优秀的非虚构作家张彤禾的话可以作为注解。张彤禾曾说，外国记者对中国的看法通常都很一致，但何伟并不接受这种既定的看法。他（及张彤禾）认为，中国有着太多太快的变化，如果一下笔就谈中国未来会有是什么样，就会陷入一个因答案太大太不确定而难以回答的困境，比起宏大叙事，从细节看中国才有价值。
而对变化、对细节的观察，离不开空间的宽度和时间的深度，在何伟这里，就体现在了旅程中的走与停。《寻路中国》的第一部“城墙”就记录了何伟在行走中的观察。
应该说何伟选择长城作为他观察的出发点，其意图仍然是从时间着眼来进行观察，他在书中写到“长城的意义也颇具变色龙的性质，对他的阐释曾经随着时间和观念的不同而不断改变”，他希望的通过对作为中国政治、文化象征的长城的考察，从历史中找出中国变化的一个脉络来，但到最后他发现他的希望落空了，因为他发现现在的中国和这堵墙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比如何伟写到，在他沿长城进行的旅途中，经常遇到半路搭车的年轻女性，她们一般是在离家不远的城市里面打工的女孩，她们一般都不愿意提起她们在城里的工作，每次何伟问她们包裹里是什么的时候，她们的回答又总是“礼物”，她们身上都有劣质香水的味道，她们中的大多数没去过更远的地方，她们向往的地方就是北京，……，但这些女孩和她们家旁边的长城有什么关系？她们生活在中国的每一个地方。
尽管回溯历史的努力受阻，但在历史之外，他却看到很多真正有意思的东西。“城墙”的故事安排显然是何伟精心设计过的。在文章的开头部分，也就是他旅程的起点，他遇到这样一个事情，他开着租来的车经过雍和宫时，被一辆车从后面轻轻撞了一下，后面的司机下来后连开场白都没有就直接开价100块了事，何伟电话租车公司讲明情况，租车公司同样干脆”要两百“，最后很快就谈成150块了事。
而在结尾，何伟又记录到另一件事，他开车到了肃北一个据称不对外国人开放的县城（沿路并没有任何标识与说明），然后被公安带到了派出所，经过一个繁琐的填表程序，当地公安宣布要对他进行处罚，并给他看了相关的政策，紧接着却说“根据法律规定，要罚500的，不过你是初犯，我们就罚你100”。当何伟把钱放到桌子上，却没有一个警察敢去拿，他们请示上级后，带何伟去了旁边的一家银行，让何伟把钱汇到派出所，尽管这样要两天以后才可以汇到，但警察依然很满意，“因为怕贪污，如果收了你的现金，没有人能证明，所以你得汇款”。
其实不仅仅是这两件事，在何伟记录的大部分事情里面（而这些事往往都是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都可以发现中国人处理事情往往不按既定的规则，而是在规则之外建立另一种默契，并以这种默契来实现社会的运行；而中国人真正讲规则的地方，又往往只是一个事情里面不太主要的部分，而且那其实不是规则，而仅仅是原则，因为它经常缺乏明确有效的执行方法，灵活的中国人在那里变得机械刻板，甚至不惜牺牲基本的效率。
何伟还发现这种对待规则的态度其实并不是民间性的，它甚至也是官方意识的一部分，在书中何伟大量引用了中国驾驶员考试的笔试试题，他把这些有着荒谬选项的试题穿插在那些更荒谬的事实中间，更像是在为事实的荒谬寻找答案。
但何伟却并不急于下结论，或者说，他的目标也不是下结论，他要做的是呈现，把巨变中的中国的社会结构、经济转型、中国人的生存状态、风俗文化……的基本脉络勾勒出来，他还需要更多更深入的对细节的观察，为此，他停下车，在长城脚下一个叫三岔村的地方租了一个房子，从2002年一直住到他2007年离开中国。
在《寻路中国》的第二部“村庄”里面，何伟记录的就是三岔村一个叫魏子淇的农民和他的家庭的变迁。这个部分是整本书里面何伟写的最动感情的一个部分，特别是关于魏子淇的儿子魏嘉。
上小学的魏嘉因血小板极低而满身淤青，为此何伟和他的朋友咪咪陪魏嘉的父母带魏嘉进城看病，结果医生只是简单的看看乡村医院的检查结果便开了点药了事。后来，魏嘉的病情加重，咪咪通过关系把魏嘉安排进了北京的大医院住院，魏嘉却仍然遭到了歧视农村病人的医生护士的区别对待。由于医院迟迟拿不出诊断结果和治疗方案，何伟只得托朋友在美国找医生帮助诊断，当何伟把美国医生的诊断结论和治疗方法——输血提供给医院，却又被医生粗暴的拒绝。一个礼拜后，当医生同意输血，何伟要求医院提供所用血液的检测报告，又被医生拒绝；然后当何伟通过咪咪的关系找到了安全的血液，医院却拿出相关的规定拒绝使用，并宣称“根本不可能找到干净的血液”，这终于让何伟“气得发抖”。最后，通过关系，何伟确定了该医院的用血也很安全，才让魏嘉接受了输血。
在这个事情里面，我最感兴趣的有两点，一是在整个过程里面，比起激动、发怒的何伟，魏嘉的父母一直很平静，而这当然不是感情问题，对一切的不公，不仅是最底层的农民，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早已学会了逆来顺受。二是，何伟帮助魏嘉的过程中，采取的方法不是他一直在强调的规则，而恰恰是最典型的中国方式——关系。
关于“关系”，可以用来解读的维度太多，但必不可少的一个维度是“资源”，由于资源的稀缺，更由于获取资源渠道的被垄断，要从正常渠道获得必需的资源是极其困难的，拉关系认识拥有资源的人也就成了为数不多又真正现实可行的途径之一。
当然，比起拉关系，还有一个办法更直接——成为拥有资源的那个人，从这个角度出发，就很容易理解“村庄”这一部分的真正主人公魏子淇的一系列行为特别是“从政”这个事。
魏子淇本来是不热衷“政治”的，算命先生也曾警告过他“不要参与政治”，头脑灵活的他就一门心思做生意，他在三岔率先开办了农家乐，向城里人学会了做生意的秘诀“拉关系”，算是先富了起来。但要把生意做得更好，需要有更好的公路、银行的贷款，城里人感兴趣的景点（如仿制的长城）等等，而这些都不是靠魏子淇个人的力量能办成的。所以尽管从来没有和人提起过，他还是入了党，成为了三岔17名党员之一。虽然他向别人解释入党原因时总是说“为了给村里做点贡献”，但在他入党之后，他向银行申请的贷款也很快批下来了，而农民个人贷款是需要村里同意的。
不过魏子淇“从政”的经历仍然是以失败告终的。他参加了新一届村支书的竞选，尽管他利用关系和钱在村民里面做了不少工作，但镇党委书记在选举现场的出现和表态一下就打破了他的所有计划，原来的党支部书记没有悬念的留任了。这次竞选的失败其实很好理解，一个想争夺资源的人和一个已经拥有了资源的人的竞争，在现有的体制下，结果是唯一的。
其实和魏子淇的轰轰烈烈比起来，他媳妇曹春梅更让我感兴趣。作为一个传统的农村妇女，她对因农家乐带来的外界冲击感到很大的不适应，她表现出了很消极的态度。她也曾经尝试过用积极的方式去适应这些变化，比如她曾经考虑过自己做生意，买自己做的玉米粉，她也曾经像城里人一样的绝食减肥，她考虑过入党，因为党员每年有一次去外地旅行的机会，她也想学开车，但这些努力无一例外的都失败了，最终她开始信佛，用宗教来逃避现实里的所有挫败，尽管她可能并不真正了解佛教，但她说她“获得了一种平静”。
何伟说“中国的乡村与城市经常像两个不同的世界，但这两个世界其实彼此联系，流动性很强，太多人从农村来到城市，我在中国待得越久，就越确信这些从农村来到城市的人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人”。在《寻路中国》第三部分，何伟就把观察的焦点放在了这些“最重要的人”进城后工作、生活的所在——工厂。
在这个部分，何伟的观察手段更为娴熟，他选择了浙江丽水为驻地，又以丽水为中心，驾车走访了温州、金华等浙南小商品生产重镇，把空间的宽度与时间的深度结合到了一起，因为细节的充实，观察也变得更为厚实。
如果按标题党的做法，这一部分完全可以命名为“中国制造的真相”，何伟记录了工厂从筹建、设备购买、安装、员工招聘、生产、销售、迁址的全过程，记录了政府官员与工厂间与腐败有关及与腐败无关的各种复杂关系，他记录了洋垃圾的再加工，也记录了政府、企业主及打工者面对有毒有害产业的微妙态度，他甚至详细记录一个表演带点黄的民间演出团和中国移动的演出团为抢观众而进行的防范与交涉……。这些细节无不透着中国式的荒谬，以至于被何伟认作他最可信赖的技术专家罗师傅邀请他一起开工厂时，他拒绝的理由是，在中国没有他会做的生意。
何伟最关心的还是人，胸罩调节环工厂的故事，其实也就是高老板、王老板这样的私营业主、陶家这样的打工家族和罗师傅这样通过自学成为技术专家的打工者这三类典型人物的故事。他们，再加上“村庄”中的魏子淇、曹春梅，其实正代表了群体庞大、人员众多的中国底层——最传统的农民、不安于现状的农民、进城的农民、进城很久混出了名堂的农民及私营业主，他们是所谓的“中国模式”的基础，但当这个模式被大肆吹嘘的时候，这个模式和身处这个模式里面的人其实是没有什么直接关联的，他们中的大多数甚至是无动于衷的，宏观的宏大叙事与个人的人之间疏离了，他们不清楚未来，甚至不知道现在的意义。
何伟讲了一个看似与“工厂”无关的例子其实是别有深意的。有一次在从北京去温州的飞机上，他遇到了一个扮演毛泽东的特型演员，无论何伟问他什么问题，哪怕只是涉及他私人的问题，他都只是用毛泽东的轶事来进行回答，他向何伟喋喋不休地讲埃德加·斯诺与毛泽东的故事，而他根本不知道，在美国的新闻教育里面，斯诺是（因为受蒙蔽而传播不实新闻）被当做反面典型来警示学生的。这个特型演员所讲的东西仅仅些宣传，与他自己、与何伟都毫无关系，人在这样的语境下被抽空了。
更典型例子是陶玉凤讲述她的工作，尽管她会因为工厂开始发加班工资，她每月的收入可以从900增加到1500而欣喜，但在她工作的时候，她总是什么也不想，十几个小时让脑子里空白一片，这样可以提高工作速度。这个场景，我是亲眼见过的，大学时去青岛的一家平板玻璃厂参观，在生产线的最后一个岗位，工人的所有劳动就是伸手在已经切割过的玻璃上轻轻按一下，把毛边按掉，我们的队伍经过这些工人面前的时候，他们毫无表情，甚至不会看任何人一眼，10来年过去了，他们眼里的木然、空洞甚至呆滞都还在我的脑袋里印得清清楚楚。
写到这里，这篇博客已经太过长了，但仍不足以反映这本书的全貌。和被何伟批评的中国地图不一样，《寻路中国》有着坚实而丰富的细节和开放的解读空间，任何的概括性的描述都是以牺牲同样精彩的细节为代价的，相反从书中的任何一个细节入手，却都可以牵出一条了解中国的线索，尽管最终的答案可能仍不免是愤怒或者悲伤。
现实的中国之路并不像这本书的封面上那条路一样笔直平坦，尽管把书命名做《寻路中国》，但何伟提供的却不是一本指南或者攻略，它只是为中国的现实立起一面镜子，让还在赶路的人看清脚下的路。